北京被宣布为最不适宜于居住的城市，但是，北京的人口却越来越多，很多人在漂流的途中停了下来。据说在北京仅仅职业写手就号称千人，他们像广场鸽一样漂荡在这个城市某一片半虚拟半真实的空间里。尽管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但是北京实际上是没有中心的，许多外来的移民并没有侨居的感觉，不像在别的城市那样发生强烈的异乡之感。这也难怪，正如京剧其实是外来的一样，长期作为都城的北京是一个超越了地方性的城市，在北京可以吃到全国的家乡菜，可以看到各地的地方戏。

人们谈起北京的时候，经常拿上海来作比较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曾经有过著名的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之争。王朔在《渴望》中就把他厌恶的人物叫做“王沪生”，说明两座城市的文化对抗及其不同的文化性格。30年代的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，而30年代被称为“文化城”的北平，与其说是一座城市，还不如说是一个大集市。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的空气是古老和悠闲的。日本学者鹤见祐辅在《北京的魅力》里写道：“在北京的街上走着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从时间的观念脱离。”这与“出名要早”的张爱玲所在的上海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尤其是他所描写的骆驼那种气宇轩昂的形态，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宿影和象征，鹤见祐辅称赞它是柏拉图式的贵族主义者：“先是骆驼，凡有浏览北京的，定要驻足一回，目送这庄严的后影的罢。那骆驼，昂了头，下颚凹陷似的微微向后，整了步调，悠悠然走来的模样，无论如何，总是动物中的贵族。而且无论在怎样杂沓的隘巷里，只有它，是独拔一头地，冷冷然以流盼俯察下界的光景的。那无关心的，超然的态度，几乎镇静到使人生气。”比起灯红酒绿、欧风美雨的上海来，雄浑的、灰扑扑的北京是单调、古老的，缺少色彩和变化。上个世纪20年代初来到北京的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曾经诉苦：“寂寞呀，寂寞，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！”尽管北京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都，但是新文化的发祥地却是在上海，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也是在上海创刊的，并且后来最终又搬回上海去了。中国现代的新文化其实无一例外地都是“上海宝贝”，无一例外地都是“上海摩登”。上海一直充当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旗手，一直是文化革命的弄潮儿。文化大革命中风云一时的“四人帮”或多或少都与上海有些渊源，即使不全是在上海土生土长，至少也是经过了上海这座镕炉的锻炼。套用两句耳孰能详的歌词：没有大上海，就没有新文化。